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厨房里，《时代周刊》摊开在面前，我却没心思看，盘算着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见底时，弗里茨从大门口回来，说弗雷德·德金要见我。我很讨厌早晨喝完最后两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搅我，于是我点点头，继续细品慢啜。我到办公室时，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对着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视，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却在地板上着陆。他总是扔不准。我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他：

“赌一块钱，十次全不中。”

他摇了摇他的爱尔兰人脑袋。“没时间。我可没闲着，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见沃尔夫吗？”

“不行，这你还不知道。十一点前，尼禄·沃尔夫先生是园艺师。”

“嗯嗯，特殊情况。”

“没特殊到那地步。对总管说吧。那瘸子往你眼里扬了沙子？为什么不跟踪他？”

“九点约翰尼才走。我会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准，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听着，阿奇，彻底完蛋了。”

“怎么了？”

“唉，你派我们三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沃尔夫如此下血本，说明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这怪人的行踪。你还跟我们说只要需要，尽可以打车，等等。唉，彻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六层高的楼，带电梯。他住五层。这楼有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了几棵树，几丛灌木，春天开满了郁金香。开电梯的男孩儿告诉我有三千株郁金香。问题是院里另有一幢楼，对着十一街，楼主是同一个人，这又怎样？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不走前门，而从佩里大街这幢楼的后面出去。高兴了，当然还可以这样回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佩里大街对面的烟店，盯着二〇三楼，感觉就像守在扬基体育馆的隧道出口一端，寻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对这样做，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我就是想见沃尔夫，问问他，他在雇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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