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们，”费立兹·亚当斯站在十二张折叠椅前说道，“我不是要发表长篇大论。在你们之前为他的性命受到审判的是约瑟夫·科瓦柴克，他是在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流浪到你们优美的小村庄来，到这里不到一小时，遗留下来的却是你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悲剧——芬妮·亚当斯婶婶被谋害的尸体，一位好邻居、辛居隅的捐助人，来自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并且是世界知名的人士。

“摊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约瑟夫·科瓦柴克是否是有意识地，恶意设想地，以及在执行犯罪的过程中，拿起属于死者的火钳，用它狠狠地敲击她的头部以致她于死？

“民众认为是约瑟夫·科瓦柴克如此这般谋害了芬妮·亚当斯而且他的罪行是可加以证明的……”

当亚当斯继续勾勒出“民众的”证明的架构时，约翰尼注视着他陪审团同伴们的脸孔。他们以无畏的强度聆听着，每三个字点一下头。即使是凯文·华特斯那茫然的五官也稍稍印上了智慧。

约瑟夫·科瓦柴克努力地跟上费立兹·亚当斯的英文才不致成为一个全然的旁观者。他浓密的眉毛显得很痛苦，淤血的嘴唇费力地向后翻在可怜的牙齿上。等到亚当斯坐下来而安迪·韦斯特站起来时，一抹快乐的表情才轻轻掠过科瓦柴克的脸庞。

年老的韦斯特法官开口：“当一个人面对审判，法律上说他不需要去证明他并没有犯罪，而是民众要证明他有。换句话说，如众所周知，一个人应被视为是清白无辜的，除非等到毫无任何合理的怀疑地被证明有罪。证明的重责大任是在民众，而证明并不是一种信念，例如信仰全能的上帝或是关于政治的意见。证明是一种事实……我们并不试图要使我们成为百合般的纯洁天使，各位先生女士们，在地球上走动的天使几乎没有。在此案中的被告，他受制于身处异乡而且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有难以了解的困难，然而他却尝试以双手的汗水来换取正当的生活。事实上是他失败了，所以他贫穷——比你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还要穷——但这并不能用来指控他，他的外国国籍或他与你们的外观的差异，都不能用来指控他……约瑟夫·科瓦柴克并不否认他从芬妮·亚当斯婶婶处偷了钱。在贫穷的情况下他受到了诱惑，他现在也知道向诱惑低头使他犯了罪。但纵使你无法打心底原谅他的偷窃行为，他偷了钱的事实也不能证明他杀害了芬妮·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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