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改造不可谓不成功，但当国家将城市的商业利润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时，地方失血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1955年1月起，广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垄断挤压了一大批私营商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政府收购价上限的要求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的经营规模。

匡正的记忆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广州的许多商店关闭或合并，但广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间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经降到了0.3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地方商业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组之后，正在失去旧有活力，商业渠道被垄断和控制后，民间资本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商业企业的大量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在城市几乎消失了，这让购物更为不便。在1955年之前当供应不足、物价高涨时，人们会谴责私人商业；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市民就会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匡正说。

叶剑英更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应彬回忆说，“叶帅有个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广州之后，注意到城乡联系在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张政府尽力促成城乡互助，他把城乡比作一根竹子的竹节，如果竹节没有打通，城市的繁荣是会大受影响的。”“但商业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商业失去活力，乡镇会更受冷落，叶帅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实现，到60年代，广州周边乡镇就只有三样东西：新华书店、邮局和供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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