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个常委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地位和作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在对会议的发展过程和会议精神的体会之后，我想对此再概括讲几句自己的观感。

首先讲华国锋，他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也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接着讲叶剑英。他知道自己年高德劭，话讲得不多，但是对会议的方向很明确。他是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他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对此华国锋是很清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清楚。他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把那篇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到全国去的主张，不少部队高级干部是知道的。他支持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也信任胡耀邦，要胡耀邦找人起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而他的发言中有关实行充分民主的见解应该说是十分精彩的。对这次讲话他本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拿出来。我以为《三中全会以来》这本书未收叶剑英这篇讲话不妥，我认为叶帅在三中全会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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