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德洛伊森以为，已经发生的事并不自动成为“历史”，除非它跟我们的“此时此刻”有了某种牵连，生出了某种意义，被我们重新记忆、思索、组织，并认真地理解。

那，已经发生了九年之久的一桩谋杀案呢？芭芭拉·爱丁格原来一直被当成一名冰锥疯子凶手的一长串倒霉受害者之一罢了，然而九年之后，凶手偶然落网，很光棍地坦承一切罪行，独独坚持芭芭拉不是他杀的。因为案发当时他人在牢里。此外，芭芭拉的死法也确实和其他死者有些许出入，很像，但有出入。

于是，已经安心甚至已经停止哀伤的芭芭拉父亲重又“生出意义”，他要找回这段历史，要重问为什么有人残害他这个毕业于韦斯利女子学院(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念的贵族学校)的好女儿，然而，对官僚系统的警方而言，这些只算构成疑义，尚不足以生出大张旗鼓重开调查的意义，于是，案子遂辗转来到我们这位“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自由工作者斯卡德先生手上——再次证明，公营单位只能做例行性的简单工作，困难的，只有民间自己才有机会完成。

斯卡德的警言是：你可能白花钱得不到任何结果；你可能真找到凶手是谁，但证据湮灭再无法有效把案子送上法庭；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活得快乐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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