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的笔记本中发现，一名痛恨钟的男子那件奇事首次引起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注意，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的下午。

我曾在别处提及，我只听闻了此事的模糊概况，是因为它发生在我婚后不久。当然，我甚至曾说明过，我婚后首次拜访福尔摩斯是在次年三月。但鉴于此案极为微妙，相信我的读者们能够谅解我引而不发的苦衷，毕竟我素来下笔谨慎，不爱哗众取宠。

在我婚后数周，我妻子因一件牵涉到塞笛厄斯·舒尔托、且攸关我们未来之财富状况的要事，不得不离开伦敦。她离去后，我难以忍受新居的寂寥，便回到贝克街的旧居中住了八天。夏洛克·福尔摩斯并未加以质疑或说三道四便欢迎我回归。但我必须坦承，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六日，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

那天严寒刺骨，整个早晨窗户上都弥漫着黄褐色的雾霭。台灯和煤气炉在发光，壁炉里也火焰熊熊，它们的光芒映射出午后餐桌杯盘狼藉的景象。

夏洛克·福尔摩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蜷缩在安乐椅中，身披那件老旧的鼠灰色便袍，嘴里叼着樱桃木烟斗，浏览着早报，时不时嘲弄般地评头论足。

“没什么趣闻吗？”我问道。

“亲爱的华生，”他说，“自从臭名昭著的布莱星顿一案后，我开始担心生活将变得单调乏味、一成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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