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失守之后，中国空军在人员、飞机上均有较大损耗，作战飞机仅有135架。为了进行整补，暂时停止了出击。各轰炸机中队调至成都、宜宾整训，各驱逐机中队调至重庆、成都、兰州等地驻防和训练。苏联志愿航空队亦转至兰州基地进行休整。1939年春，从苏联又购进一批飞机，补充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作战飞机增至245架。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有4个大队（轰炸、战斗各2个），中国空军有7个大队及1个独立侦察中队。其中，第1、第2、第6、第8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第4、第5大队为驱逐机大队。一部兵力统一驻防西安、梁山、吉安、衡阳、南施等机场担任警戒，其他集中于兰州、汉中、重庆、宜宾、昆明、柳州、芷江进行训练。为便于指挥作战，将领导机构改编为1个军区司令部和3个路司令部。第1军区司令部（司令官黄秉衡）驻兰州，所属第1路司令部驻重庆，第2路司令部驻桂林，第3路司令部驻成都。

1939年上半年，日军在华飞机共有500架左右（海军航空兵200余架，陆军航空兵280余架）。6月间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及5个战队调往中国东北。在中国关内的陆军航空兵编为第3飞行集团，下辖第1、第3飞行团和第21独立飞行队，分驻华北、华中和华南。此时，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制订的《今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同时，其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奉敕于1938年12月2日下达《大陆令第241号》，规定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的态势，努力扑灭抗日残余势力”，但对其航空兵，则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宫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制压和袭扰敌人的战略、政略中枢，并秘密与海军协同，努力歼灭敌人的空军作战力量。此后，日军即加强了对中国内地各重要城市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此之前，日军航空兵已经对中国内地进行过多次轰炸，但其空袭的目标，主要是军事要地和机场，此后则改变为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为主，以打击军事目标为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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