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了皇宫酒店，脚步稳健而自信，仿佛生来就习惯踩着高跟鞋穿梭于世界上最高级的酒店之间。我穿了一身暗红色细羊毛呢套装，一头披肩长发刚刚经过细致的修剪，头上还戴着一顶做工考究的带羽毛的毡帽，这是丹吉尔的博伊森阿特女士的手笔，据她说，那时候法国的贵妇们都把这样的帽子称为“重头戏”。跟衣服搭配的是一双从巴斯德大道最好的鞋店中购买的超高跟鳄鱼皮鞋。我手里拿着一个小手包和一副珍珠灰色的小牛皮手套。好几个人都回头向我张望，我假装不动声色。

在我身后，一个门童正推着一个化妆箱、两个戈雅牌行李箱，还有一堆帽盒。其他的行李、家具和订购的布料第二天会从海峡那边畅通无阻地运过来，通过陆路到达马德里。怎么可能不是一路绿灯呢？所有的海关手续都由世界上最正式的部门——西班牙外交部盖了一道又一道的章。我是坐飞机过来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飞行，从萨尼亚拉梅尔机场到塞维利亚的塔布拉达机场，然后从塔布拉达到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离开得土安的时候我用的是希拉·西罗嘉的西班牙护照，但是有人负责在旅客名单里做了手脚，这个名字不会出现在名单上。在飞行过程中，我用随身携带的应急针线盒里的剪刀把那张旧护照剪得粉碎，包在了一块手帕里。不管这么说，这是共和国时期的护照，在如今的新西班牙也完全无用了。在马德里降落时，我出示的已经是崭新的摩洛哥护照了。照片下面写着我在丹吉尔的住址，还有我的新名字：艾瑞斯·阿格瑞克。这名字奇怪吗？并不奇怪，只不过是我原来姓名字母的倒序而名字最后的字母h，也是跟菲利克斯学的。我刚在得土安开店的时候，他帮我在店名后加上了这个字母，用来体现摩洛哥风情。这不是一个正宗的阿拉伯名字，但是听起来比较奇怪，在马德里不会引起怀疑，因为谁也不了解在阿拉伯国家人们到底是怎么取名字的，就像帕索多布莱歌唱的那样，在那片非洲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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