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藉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藉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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