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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