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腊肉”滋味兵家必争，胡“革命”风格泼皮投缘

“三战三捷”、西出陇东及收复“三边”——彭德怀的序幕三部曲让胡宗南露了怯，“马家军”受了惊，莫名的恐惧心理瘟疫一般蔓延于西北战场国民党官兵之中。

唯有一人置身事外，那就是稳坐榆林、处变不惊的晋陕边区司令邓宝珊。

自1937年秋由驻防兰州的新编第一军军长调任榆林为二十一军团长兼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之后，邓竭尽内政外交之能事，一面安置逃往榆林的蒙旗王公和大批难民，把他们组编成游击队，进驻到包头以西的黄河沿岸；一面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密切联络，强化晋西北的防御部署。与此同时，也以一种亲密的态度，与八路军后方部队取得联系，稳定河防。他还将百灵庙供奉的成吉思汗灵位，煞有介事地运往兰州，安放到榆中兴隆山。这对蒙古族百姓的心理影响可不能低估。从此，大草原上再乱，他们的向往与回眸始终落在黄河源头。

榆林不守，自然稳固。打从民国初年陕西老军阀井秀岳筑巢于此，榆林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井秀岳的部属旅长高双成乃至高的部下左世允，沿袭下来十几年，都没能把榆林这条骇浪中的帆船锚定在一个港湾，邓宝珊却做到了。

邓奉命抵榆时，太原及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察绥两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地方部队等各色人员，纷纷逃往榆林地区，蒙旗王公更是慌作一团。邓自己都难以想象当初是怎样镇住了这一混乱的局面。抗战八年，邓宝珊在离乱中渐渐老了。坐镇边塞，数年一日，当初的热血男儿渐渐成为一块咬又咬不动，嚼又嚼不出滋味的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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