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事件引发思索

1976年的中国历史记录了太多的事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接着“四人帮”倒台。中国即将告别一个时代，但对于中国未来之路该走向何方，人们还在苦苦思索着。

深圳，这个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在宋朝曾是文天祥为国挥戈的古战场。对这个小镇来说，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小平复出后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将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后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有一次，吴南生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元，两者差距100倍。眼前的事实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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