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漕运

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之支撑点偏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

当时的漕运是一个大问题。汉代初年，只是把山东之粟漕运到京师地区，交给中都官。三国时，南北朝南北对峙，谁也不靠，各自立国。

隋炀帝开运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前者将西部粮谷经洛水运到黄河，又从黄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设置洛口的回洛仓，设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纳八千石，以收纳从东南、东北两渠所运来的粮食。这并非北方要仰赖南方的粮谷，只是要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者打通一气。

到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也大增，漕运遂成为大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开始用“和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钱以籴入民间的粟。说明中央政府单靠北方之粟已足够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开广运潭，每年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给京都，并不说其他地方运粟给京师。

据天宝年间的记载，米粟产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长江一带财赋立国。再往后，河北、山东有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唐政府的财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时从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国家大事。德宗时，江淮米不到，六军将士脱巾狂呼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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