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给大家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把人格分别列出三个层或区，即三个沉积层：智力区，激情区，深层区；激情区是智力和激情波及不到的深层区之中介。

这三个层面当然不是决然分开的，甚至没有特定的界限，但三者不断互相渗透。

上一讲中，我给大家论述了中介区，即激情区。就在这个区域，就在这个层面淡出戏剧，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如此，整个人类的戏剧皆是如此。我们能够马上发现初看上去逆理悖论的东西：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归根结底，无关宏旨，抑或至少可以说，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事件没有震撼灵魂，“引不起灵魂的兴趣”。有鉴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有更好的事例吗？有人对我们刚经历可怕的战争进行调查，询问文人学士战争有什么重要性，询问他们觉得战争产生了何种道德反响，战争对文学有何影响，等等。回答十分简单：影响缺缺，或影响甚微。

先看一看帝国战争。设法发掘帝国战争在文学上的反响，找找看人类灵魂因帝国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诚然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应时诗，就像现在有许多乃至太多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应时诗，但有什么深刻的反响呢？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不是一个事件能引得起深刻的反响和根本的变化，不管事件多么重大多么富于悲剧性！相反，法国大革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外部事件，确切地说不是意外事件，可以说不是外伤。这里，事件产生于人民自身。法国大革命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的著作写于大革命之前。他们准备了这场革命。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到同样的情形：思想不是尾随事件，而是先导事件。往往从思想到行动，激情应当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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