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出发的时候，尼诺再也不打电话来了。我试着给他打过去，希望不是埃利奥诺拉接电话，最后是家里的保姆接的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我说，我找萨拉托雷教授。她的回答很干脆，而且毫不客气，她说：“我让太太过来接电话。”我挂上了电话，开始等待。我希望我的电话能成为他们夫妻冲突的导火索，希望尼诺知道，我找过他。十分钟之后，电话响了。我马上跑过去接，我当时很确信是他，但这次是莉拉的电话。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通话了，我不想和她说话。她的声音让我很厌烦。在那个阶段，即使是她的名字像蛇一样掠过我的脑海，也会让我心乱，让我失去所有的力量，而且这也不是一个聊天的时刻。假如这时候尼诺打过来，他会发现电话占线，我们的联系已经那么艰难了。

“我能待会儿打给你吗？”我问她。

“你有急事儿吗？”

“有点儿。”

她无视我的请求，通常她觉得，她可以自如地出入于我的生活，根本不用任何客套，就好像我们还是一体的，并不需要问：“你好吗？怎么样了？我打扰你了吗？”她用一种非常疲惫的声音说，她刚听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索拉拉兄弟的母亲被杀死了。她说得很慢，就好像在斟词酌句，我一直在听她说，没有打断她。她的话引起了我一连串的联想：在莉拉和斯特凡诺的婚礼上，那个穿着盛装，坐在新郎新娘那一桌的女人；我去找米凯莱时，那个给我打开门的幽灵一样的女人；在我们童年的想象里，那个用刀杀死堂·阿奇勒的女人；还有那个头上戴着绢花的年老女人，她摇着一把天蓝色的扇子，有些自说自话地抱怨：“我觉得很热，你们不觉得吗？”但现在我没有任何感觉，即使是莉拉列举了一些她听到的消息，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我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把曼努埃拉杀死了，用一把匕首抹了她的脖子；或者开枪打死了她，一共五枪，四枪打在胸脯上，一枪打在脖子上；或者在她家里，他们扯着她暴打，拳打脚踢致死；或者那些杀手——她是这么叫他们的——他们没进家门，门一开，他们就对她开枪了，曼努埃拉头朝下倒在楼梯间，而她丈夫当时正在看电视，都没有觉察到发生了什么。莉拉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索拉拉兄弟现在疯了，他们和警察在竞争，看谁先找到杀手。他们找来了那不勒斯里里外外的人，他们停下了所有手上的事，我今天也不上班。这里的气氛很恐怖，都不敢大声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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