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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