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

宋仁宗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铡包勉》里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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