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红枪会以外，军阀政治的另一个反弹，就是中国20世纪的农民运动。它反映了由于在军阀统治下，混乱无序的农村政治状况使得农民不仅无法再按从前的模式生活，其忍受和适应能力已经臻于极限，甚至有些地方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满足，农村的整个经济和生活已经崩溃或者按费孝通先生的话是瘫痪了，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对造反最向往的时代，因为真真切切地除了锁链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红枪会现象的出现，是农民对暴虐权力的一种反抗，不是农民都非常乐意用这种旧模式进行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模式可以利用，一旦出现了新的反抗工具，农民其实是十分乐意采纳的，大革命时期遍及南北的农民运动就是一种新的反抗形式，是一种农民力求以这种形式改变日益恶化的权力结构的尝试。

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无疑是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运动又是在当时的政权框架内进行的合法斗争，在运动之初甚至具有很鲜明的农村改良性质。昙花一现的萧山农民协会虽然有过抗租的过激行为（把下乡收租的地主打了一顿），但他们的口号不过是“减租四成”和反抗苛捐杂税，还有一些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足的主张。同样短命的湖南衡山白果乡的农民运动也是如此，虽然行动上跟个别地主有些冲突，但他们的主张没有超过农民生活改良和妇女解放的范围。比较成功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最初能够吸引农民，就是因为彭湃组织的农民协会一出手就为本乡的农民做了三件事：一是用劝和与施加压力的办法，解决了地主随意夺佃和加租的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对地主也未必无利，因为减少了剧烈的冲突；二是帮助农民取消了城里的土霸勒索农民运粪的“码头税”（这是彭湃利用他当地社会名流的身份，与政府交涉的结果）；三是在当地成功地调解了多起农民当中发生的纠纷。后来海丰县农民协会成立，所做的就是为农民办好事，比如办农民学校，农民子弟读书不花钱，教的又是农民特别喜欢而实用的东西，比如计数、打算盘、写信、认识农具等；还成立农民药房，为农民看病；再就是成立仲裁部为农民调解纠纷。至于减租抗租都还是后来才做的事情。除了这几个比较出名的地方之外，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少CY（共青团）身份的青年学生暑假到农村搞“乡村教育”，像湖北黄冈的“平民教育社”，当然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是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足这类“移风易俗”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所做的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的农村改造和教育活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大量浮在面上的“乡村教育”虽然没有受到乡绅和土豪们的反对，但农民却一副听者藐藐的样子，甚至还有反感。后来恽代英等人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到农村去，不顾农民的意愿，一味搞“打菩萨”“放小脚”的事情是不对的，明确指出：“回乡以后，最好不要从破除迷信、改良风俗等运动下手。”因为“这是很多人试验过而都失败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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