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党”是顽固派赐予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却对此自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些个年月，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有过“康党”的身份。那是个“康党”独领风骚的年代，后来很风光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在那时非但没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们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西学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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