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和书院的山长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谥号里加个“文”往往是最高的奖赏）。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者学术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于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治的人也非得在学术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康有为在维新期间的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梁启超所说是学术飓风也未尝不可。这“两考”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儒教改革”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则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制主义。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更何况欧洲倡行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副担子。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这两种角色不仅仅扦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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