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期间，严复在给光绪的上书中说：“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此话多少有点为动“圣听”的渲染和夸张，但确实也道出了甲午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某种政治情景。说“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言变的声音要大大多于说不变的语论。无论立场的进步与落后，开明与保守，有甲午惨败的事实在眼前，不管怎样，谁也说不出现状不错的自我安慰。只要有心干政，就总会觉得中国是需改变点什么了。那些冬烘、顽愚的人们虽不乐意改变现状，但迫于亡国的压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变呼声面前，也不便于直截了当地出面唱反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求变呼声才是社会舆论（至少是士人舆论）的主基调。

皇帝的变化是最显眼的，在损师丧地，国运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纱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虑无助的心灵。熟读书史的年轻皇帝，眼睁睁看着前代一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级“女强人”阴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间，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无所作为的基因开始起作用，“乖孩子”有点不听话了，他要自己做点事情，以改变清朝，改变中国，也改变他自己。在光绪几次向西太后传递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冯桂芬《校芬庐抗议》的西太后终于答应放权。得到口头授权的光绪帝一面如饥似渴地缠着懂西学的大臣问东问西，拼命地要求总理衙门将他所知道的可怜的西学、“东学”的书籍送进宫来。一面向臣下放出锐意变法的空气。“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厚。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屡受召见，张向有“晓然欧美富强之机”的名声，“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时任总理衙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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