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西藏社会面对种种深刻的危机，一些觉悟到世界大势所趋者，开始锐意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所以在民国七年对边军之战大获全胜。

后来，英国人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新成立的民国各地实力派陷于内战深渊，加诸西藏地方的内外压力顿时消弭。西藏地方便感到已度过危机，以宗教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抬头，更因为生产力低下，靠增加一两项税收所得银钱毕竟有限，藏军想要继续现代化，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因此，这支军队的现代化也就停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西藏地方整个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代，一切以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噶厦政府内部，也只是少数官员觉察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意图以军队现代化为开端，希望致力于西藏这个封闭社会的开放与建设，而任何进步的意识与力量必使宗教集团感到反感与担心。于是，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一些官员，包括重要的藏军军官被解职，整个社会又陷于停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川边地区在十多年里得以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0年大白之役，川边战事再起。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到来自甘孜白利的一封告状信。

这封信载于《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一书中，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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