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原本出于法语opportunisme，原意为妥协和应付，后指政坛中那些没有定见，没有操守，随机应变的政客行为。在时髦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里，机会主义泛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讲规矩的投机行为。后来，在中国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用来进行党内斗争。我今天讲的，是原初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古以来，中国官场机会主义盛行。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无论儒家怎样强调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墙头草式的机会主义。草随风摆，而风就是那个凌驾于官场之上的皇帝。

虽说，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皇帝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皇帝的家天下，实际上并不完整，或多或少，是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的。但这样的结构，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在多数情况下，帝制的权力谱系，说了算的是皇帝。皇权的意志，决定着官僚制的品质，也决定着官僚制的细节。

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的西方世界，在完成自身的理性官僚制建设之时，曾经吸取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些因素，比如科举考试的形式。这一直是令我们某些学者沾沾自喜的。但是，中国古代那么漫长的官僚制历史，却没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设。客观地说，我们只为他国的官僚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片段。考试取官，从形式上看，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初隋唐建制，其动机却跟官僚制如何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鉴于前朝教训，防止贵族垄断官职，进而削弱贵族，强化君权。显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官员再贵族化的过程，已经极大地架空了君权。这样一个贵族无视君权，君权只能靠武力硬撑的格局，无法支撑一个大一统帝国，更无法满足君权之上的心理需求。除此以外，顺便，还有一个“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小算盘。晚清最后一个探花，科举制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说：“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畯，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舍是难以自见。”无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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