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切廷·阿尔坦和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

《黑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日报》（Milliyet）之名，以专栏的形式发表的。在小说里，它们都出自一位记者之手，一篇一篇呈现出来。它们有规律地时断时续，打乱了小说的叙述主线。由于它们决定着《黑书》的形式，所以着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是以专栏作家的口气来写小说的，爱将含蓄的插科打诨与面壁虚设的学问加以平衡和协调。专栏内容越来越长，成了小说的主要部分，从而破坏了其整体的结构和平衡。即使是现在，如果读者对我说，“我读了《黑书》，里面的专栏内容太棒了。”我还是会既高兴又难过。

那些读过小说译本的人，尤其爱这么说。西方读者对我戏仿专栏作家的那种奇特而又晓畅淋漓的叙述，总是十分着迷。这些专栏作家所属的传统，超越了土耳其的国界，它还将另外一些有着类似文化冲突的国家都包容其间。如今，这些人已慢慢绝迹。但在今天土耳其专栏作家的笔下，我们仍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回声。

在土耳其，一个真正的专栏作家，每周要写四到五篇文章。他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理和历史的维度上搜罗写作素材。他会使用一切叙述形式和手法，不论最平凡的日常消息，还是哲学著作、论文或社会调查报告，均可为其所用。任何事情，从市政府——街灯的形状——到文明问题——土耳其在东西方的位置——无不在专栏作家的视野之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他很喜欢将诸如街灯形状这类话题与东西方问题联系起来。）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机敏、好斗的辩论家。他们以其善辩、勇气和犀利著称。作为写作的代价，其中不少人都在监狱或法院度过一定的时光。读者喜爱并信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阐述与解释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勇气和攻击性。他们是明星，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万事专家，因为他们似乎能解答任何问题。关于他们谈论的政治仇恨，实际上人人都有话说。每当国家陷入政治分化的危局，他们便是见证。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打进政要的家庭，在咖啡馆流连忘返，在政府办公楼中栖息，或者深入日常生活。他们喜欢读者的信任和友情，所以会在这一天谈谈爱情，下一天谈谈他们对克林顿和主教的看法；他们就像指摘弗洛伊德的错误那样，津津乐道地批评腐败的市长。于是人人都成了“万事通”。十年或十五年前——在电视还没来得及改变人们的读报习惯之前——土耳其的读者认为报纸专栏是最高的文学形式。那些时日，每当我乘汽车在安纳托利亚旅行，只要谁发现我是个作家，就会问我为哪家报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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