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经过历史无数次的选择，叶芝和艾略特已经被批评家、文学史家和同行的诗人公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两位大诗人。许多批评家甚至认为前者是现代英语诗坛最伟大的作家。这种荣誉，这种崇高的地位，不是侥幸获致的。艾略特的声誉，至少有一半建筑在他的批评和诗剧上；叶芝的，绝大部分要靠他的诗，虽然他在戏剧、散文和故事方面也相当多产。

在诗创作的过程上，两位大诗人形成有趣的对照。艾略特的发展比较平稳，他的天才是早熟的，但并未早衰；叶芝的发展迂回而多突变，他的天才成熟得很缓慢，整个过程，像他诗中的回旋梯一样，呈现自我超越的渐次上升之势，而抵达最后的高潮。早熟的艾略特，一出手便是一个高手。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写的处女作《普鲁夫洛克的恋歌》，在感受和手法上，已经纯粹而成熟，且比同时代的作者高明得多。叶芝则不然。一九〇八年，四十三岁的叶芝已经是爱尔兰最有名的诗人，且已出版了六卷诗集，但是他的较重要的作品，那些坚实有力的杰作，根本尚未动笔。如果当时叶芝便停止创作，则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次要诗人（minor poet），甚至只是一个二三流的作者。

最难能可贵的是：从那时起一直到他七十三岁逝世（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为止，他的诗，无论在深度和浓度上，一直在增进，他的创作生命愈益旺盛，他的风格愈益多变。以一位已然成名的前辈，叶芝转过身来接受年轻一代的新诗——当时崛起于英美诗坛的意象主义，且吸收比他小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当时，庞德去伦敦，原意是要向叶芝学习，但是结果他给叶芝的影响似乎更多。尤其可贵的是：叶芝的好几篇重要作品，都完成于七十岁以后，死前四个多月写的《班伯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仍是那么苍劲有力，比起丁尼生那首压卷作《出海》宏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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