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维诺夫开始读书，然而他读不进去。他走出房间，散了一会儿步，听听音乐，看看赌博，又回到自己房间重新试着读书——仍旧毫无用处。时间过得特别慢。毕沙尔金，那个心地善良的和解中间人来了，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他又说又聊，提出一些问题，拉拉杂杂地发着议论，一会儿议论高尚的题目，一会儿又扯到有益的事物，终于弄得非常无聊，可怜的李特维诺夫差点没叫了起来。在使人感到无聊——令人烦闷的一种冷漠的、毫无出路的、完全绝望的无聊——的方面，毕沙尔金可真是从无对手的，甚至那些品德最高尚的人，善于制造无聊的名家，也甘拜下风。他的头发剪短梳光的脑袋，他的淡色无神的眼睛，他的端正的鼻子，单是这一副长相就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沮丧的印象。而他那慢吞吞、像是睡意蒙眬的男中音的嗓门，似乎是天生为了坚信地、明白地说些尽人皆知的名言，诸如二二得四，绝不是五，也不是三，水是湿的，善行值得称赞；又如在金钱事务上，个人跟政府一样，政府也跟个人一样，必须要有信用。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个道地的好人呢！罗斯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优秀人物是枯燥乏味的。毕沙尔金走了，又来了宾达索夫。他马上厚着脸皮向李特维诺夫借一百盾。李特维诺夫也就如数给他，尽管对宾达索夫丝毫没有好感，甚至还厌恶他，也明知道这笔钱是一辈子也拿不回来了，而且他自己正需要钱。那么，读者会问了：他为什么把钱给他？天知道为什么！俄国人在这方面也是了不起的。请读者把手放在心上，回忆一下自己一生中做过多少次这种绝对没有道理的事吧。宾达索夫对李特维诺夫连谢都没有说一声，还要了一杯巴敦红酒喝了就走，连嘴唇都没擦干净，却老着脸皮把脚跟碰得很响。李特维诺夫望着这位远去了的小气鬼的红颈项，心里一个劲儿地怨恨自己。傍晚他接到达吉雅娜的来信，她告诉他，由于她姑母的身体不适，她不可能在五六天之内到巴敦来。这个消息使李特维诺夫心里很不愉快，更加重了他的烦闷，所以他情绪很坏，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也不比前一天好，好像更坏。李特维诺夫的房间里从一清早起就挤满了同胞们：庞巴耶夫、渥罗希洛夫、毕沙尔金、两个军官、两个海德堡的大学生，他们一拥而至，一直坐到快吃午饭的时候还不走，尽管很快就找不到话题，而且明显地感到无聊极了。他们只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所以跑到李特维诺夫的房间里来，于是像通常所说的：“搁浅”在此地了。起初，他们谈古巴廖夫已经回到海德堡了，应当到他那儿去一趟。后来又涉及波兰问题，研究一阵哲理。以后又谈起赌博、妓女，又讲起丑闻秘事。最后，话题转向什么大力士啦，大胖子啦，大肚汉啦，等等。他们还谈起一些陈旧的逸闻，有一个叫鲁金的助祭跟人打赌，吃了三十三条海青鱼，一个有名的大胖子枪骑兵团团长伊兹耶吉诺夫，还有一个能把牛胫骨在自己额上折断的士兵。到后来简直完全在胡说八道了。毕沙尔金本人一面打哈欠一面说，他认识一个小俄罗斯的农妇，她临死之前体重还有二十七普特有余，还认识一个地主，一顿早饭就吃了三只鹅和一条鲟鳇鱼。庞巴耶夫突然心醉神迷地说，他自己就能吃掉一头整羊，“当然要加调料啰”，而渥罗希洛夫咕噜了一些有关一个武备学校同学，一个大力士的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所有的人听了都不作声了，沉默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拿起帽子，散了。剩下了李特维诺夫独自一人，他想读书，但是头脑里像塞满了糨糊一样，什么正经事也做不了，晚上也白白浪费了。第二天早上，他正打算去用早餐，有人敲他的房门。“天哪，”李特维诺夫想，“昨天的这群朋友里又有人来了。”所以他的声音略有颤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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