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度中，既有金元遗产，也有朱家发明。

不过，第一条恐怕很难被当事人承认。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就传檄天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居中国而治天下，夷狄处外围而奉中国，没听说有夷狄可以替天行道，号称中国让四海臣服的。

很显然，在这篇政治宣言中，未来的皇帝以中华文明的复兴者自居，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意愿。只不过，怎么想和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他们建国之初，古老文明已是百年孤独；让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将自己的气脉接续到唐宋，又岂非强人所难？

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其实是金元。

元与金关系密切，他们跟契丹人的辽一样都是来自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也都是由部落而帝国，一步登天。因此当他们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而且征服与被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倒挂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继承哪个文化传统，按照谁的习惯、规矩和制度来实施统治？

这个问题，辽想过，金想过，元也想过。

金的办法是以辽为鉴：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这话虽然听起来符合文武之道，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辽和金都是操切之政。

说得难听点，就是简单粗暴，野蛮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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