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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