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

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郎。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做“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的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的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Peking Opera（北京歌剧），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带着木枷的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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