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杀了不少大师兄、二师兄之类的团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将，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有岑带来的千把兵马，不管顶用与否，老佛爷总算心里踏实了许多。从此以后，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机、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之后，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鲁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机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为了贪污去上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勖看的，因为这个奕勖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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