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过了两天，一辆大车驶进了那个“谦和的”佐西玛教士的院子里，车上坐的一男一女都是我们熟识的人。他们到后第二天就正式结了婚。不多时他们又走了，善良的佐西玛教士对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索洛明离开工厂后，留了一封信在厂里，是写给老板的，由帕维尔交去了；在这封信里他又详细、又精确地说明了工厂的情形（它是很兴旺的），并且请了三个月的假。这封信是在涅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的，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断定索洛明在那个时候就认为他应当同涅日丹诺夫、玛丽安娜一块儿去别处躲避一阵子了。对于自杀案件的侦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给埋葬了。西皮亚金也不再找寻他的外甥女了。

九个月以后马尔克洛夫的案子开审了。在审讯时候他的态度同在省长面前的时候一样：安静，还有几分高傲，可是也有一点儿忧郁。他平日的那种粗暴已经缓和多了，不过这并不是由于胆小，这是另一种更高贵的感情的作用。他一点儿也不替自己辩护，一点儿也不表示后悔，他不责备别人，也没有供出谁的名字；他那带着失神眼光的消瘦面孔上保留着一种表情，就是：对他的命运的服从和坚定。他那些简短扼要的、真实的回答就是在法官们的心中也唤起了一种近似怜悯的感情。连那些捉了他、并且到法庭作证揭发他的农民们——连他们也动了这样的感情，还说他是一位“老实的”、好心肠的老爷。可是他的罪行太明显了；他实在逃不掉惩罚，并且好像他自己也认为处罚是应当的。至于其余的不多几个同犯，马舒林娜失踪了；奥斯特罗杜莫夫鼓动一个店老板起来革命，让那个人“粗笨地”一下子就打死了；戈卢什金因为他“诚心悔过”（惊恐和苦恼差一点儿把他弄疯了），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基斯利亚科夫给监禁了一个月，又放出来，居然还让他在各省自由地跑来跑去；涅日丹诺夫身死免刑；索洛明虽然有嫌疑，可是因为证据不足，便没有受到牵连（不过他并没有逃避审讯，总是随传随到）。玛丽安娜的名字连提也没有人提过……帕克林完全脱身了；其实根本没有人注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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