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唆两句。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万人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行政费用、军费开支和被迫交纳给辽与西夏的岁币，使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农民的负担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国家已经没有出路了。然而，改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仅改革的设想屡见，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着手实行，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宋朝优待读书人，鼓吹文治精神的开国之策，演变出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文官体系。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低，而且凡屡试不第的废物，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只写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录取进士的千古奇闻。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迁的美景，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谋划策建立奇功伟业，自然会凭着资历熬上去（苏轼有诗言道：“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升迁慢就等于是惩罚，这种只奖不罚的“干部政策”，使得赵匡胤的“养士”变成了“养官”，虽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宋朝内部的稳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却也让赵家的子孙捉襟见肘地犯难，眼见得庞大的官僚队伍不仅吃空了国库，而且使整个国家在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下反倒陷入过度的低效率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官体系几乎是自发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与其说败在什么大地主阶级的手里，不如说是毁在朝野官僚众口铄金的群嘴和台下乱踢的乱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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