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钟，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手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候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候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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