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7年生的。当时我家在黑龙江垦区，父母双职工，都在上班，生下来之后一直由外婆带。“大跃进”之后挨饿，说实在的，黑龙江垦区的处境算是好的了，但外婆不信，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乡断然不会这样，结果回去了。外婆走了之后，我就麻烦了，幼儿园坚决不去，强制送去就终日哭号，只好东家送几天，西家看几天，好容易熬到6岁，老妈走了后门，给我送去上学了。

提前一年上学，也躲不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按道理我该上三年级，但是，此前的一年，我们家从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搬到了八五一一农场，我凑巧突然乖了很多，估计是换新地方过于陌生了，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学校方面让我跳了一级，结果，1966年的新学期，我就直接到四年级上课去了。

别的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但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教算术的，而且还是男的，这让我感到更加陌生，终日一句话都不乐意多讲。不过，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跳级，碰上这位男的教算术的班主任，启动了我小学生涯的悲剧。

小时候的我，不是一个很淘气的男孩，说不上乖，但一般总可以遵守纪律。老师让我们笔直地坐着，每强调一次，我大抵可以坚持几分钟的，大体上，在老师注视的时候，总也不敢干别的。至于淘气学生在女同学的书桌里放癞蛤蟆，在老师进来之前在门上放把扫帚的事，我绝对是不会做的，当然，如果有人做了，我也绝不至于去检举，大抵抱欣赏的态度看着。因此，在跳级之前，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也一般性地喜欢我——否则怎么会跳级？可是，跳级之后，我发现现在的班主任却一般性地不喜欢我，不仅不喜欢，说话还常有讥讽之意。这让我做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摸不着也没法子问，只好躲着走，加上他的课上得也不怎么样，不听还好，听了更不明白，心里未免有些腹诽，因此，隔阂就更深。后来发现，班主任对所有学习好的男生都不怎么喜欢，他喜欢听话的女生，看来，这属于人之常情，我原不该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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