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就连那些表面上目标完全相反的群体也不例外。格莱斯顿曾观察到：“在这无常而令人困惑的人生历程中，尽管不同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会有表面对立、彼此谴责（甚至用词极为严厉）的状况，但其实他们仍紧紧相系，彼此密切相关，只是不自觉。”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关系最知名、也最明显的例子，或许就是禁酒俱乐部和酒馆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两个组织其实目的相同，最後似乎也采取同样的招徕手法：酒馆里开始设置管风琴、演唱赞美诗，供应不含酒精饮料；而禁酒俱乐部则找来专业艺人表演，营造出一种喧闹活泼的新气氛。後来禁酒俱乐部开始买下酒馆，改成禁酒的营业场所，这两股敌对的力量显然就融为一体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见证了另一种对立，其焦点就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警力。这支新力量也开始与他们公认的敌人——犯罪份子——发展出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在十九世纪引起许多讨论，且仍持续至今。警方和犯罪份子在行事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当时很多警察以前就是黑道，反过来说，有的黑道份子以前则当过警察，这个特徵是我们今天思考时不可忽略的事实。此外，詹姆斯·惠斯登爵士也注意到，执法的警力组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问题，“因为，万一警察真的扫除了所有犯罪活动，这个世界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了，而任何有组织的军警当然都不会愿意消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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