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关于风向和水流的知识、没有目的感的话，仅靠往外舀水，人和社会是不可能在道德和经济上漂浮多久的。

——理查德·蒂特马斯

批评我们当代现状的大部分批评家都从机构开始。他们观察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和游说，指出这些机构是如何败坏或滥用了人们给予的信任和权威。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改革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不同的选举制度，限制游说和政治募捐；我们需要给行政更多（或更少）权力，我们需要找到途径，使选举出的或未经选举的官员对他们的选民和雇主——我们——做出反应和回答。

这些都对。但是，这类改变早就被谈论过几十年了。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改变没有发生或者奏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对目前困境负有责任的人们想象、设计和执行的。要求美国参议院改革它的游说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个世纪以前那著名的观察，“如果一个人的薪水就依赖于他不懂得某件事，那你是很难让他懂得这件事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议会——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从厌倦到憎恶各有不同——也不会从自身发现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办法。

我们应当从别的地方起步。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那些掌权者那么容易说服他们的选民，他们的政策是智慧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选择。即使主要政党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差异，这些差异也是被当作一个目标的不同版本提出来的。人们习惯于宣称我们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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