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一个社会仅靠从金钱利益中衍生出来的关系和感情来维持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丑恶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简单的答案是，到1945年，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市场的魔力了。这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典经济学要求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而19世纪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政府不插手社会立法，主要只限于管制竞争性工业主义和金融投机中极为恶劣的不公和危险。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几乎使所有人都习惯了：政府干预日常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参战国加强了对生产的（到那时还微不足道的）控制：不仅控制军用物资的生产，而且还控制衣物、交通、通信和几乎所有与一场代价高昂的、绝望的战争有关的东西。1918年以后，大部分地方解除了这类控制，但是，政府还是继续参与管制经济生活。

在一个短暂的、虚幻的撤退期（最典型的标志是卡尔文·柯立芝在美国上台、西欧很多地方还有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标志），1929年股市暴跌的彻底破坏和随之而来的萧条，迫使所有政府在无效的沉默和公开干预之间进行选择。或迟或早，它们都会选择公开干预。

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所剩无几的残余，就这样被全面战争全部清除了。毫无例外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不仅让国家、经济和所有公民都全心投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国家的方式，在仅仅3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不管这些参战国的政治色彩是什么，它们都动员、管制、指导、计划和管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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