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绘画被有计划地摧毁的那些日子里，你以你的名义表达了对斯大林政权的赞美……你的分量毋庸置疑，你带走了东欧那些不希望屈服于荒谬的人民的希望没人知道来自你的一。个明确的抗议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比如，反对拉依克的审判。如果你的支持能够助长恐怖，你的义愤同样举足轻重。

——切斯瓦夫·米沃什（致巴勃罗·毕加索的公开信，1956）

与“二战”以后法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它的特殊责任。这一特权（或者重担）为法国人和外来者所熟知，尽管在描述上会有细微的差别。对于巴黎的文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权利——为人类代言、对人类的状况发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显地讨论地域性论题时，也能让人理解。对于外来者，这意味着巴黎所做的选择或是拒绝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并且在远方某处得到回应，它会被远比其他共同体中的读者更加伟大的受众阅读、引证，甚至是错误地引用。这些视角的不对称产生出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法国人既不受政治约束的限制，又不用顾忌文化的谦逊，这就催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混合了政治紧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词汇。战后10年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需要为其行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让人联想起一个缺少历史重力的共同体。但是对于他们的读者，尤其是维也纳以东的格外专注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每一个词都极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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