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并不十分为欧洲人所喜爱，尤其法国人……欧洲人憎恨美国，是因为他们憎恨自己。

——克洛德·罗阿

自从西班牙的第一批传教士为他们在新世界遇到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身份问题伤透了脑筋以来，欧洲的思想家就对美洲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着迷于它的空旷、它的财富、它的白板一块，在这之上，是一个可被重新书写的世界，同时，他们又排斥于它原始的简单、它的新奇、它的十足的现代性。在所有的欧洲人当中，法国人最为激烈地表现出了这种复杂的感情。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到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既定的因袭与惯例中所缺乏的活力、开放和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其他人因为厌恶它粗浅的文化和追求财富及成功的贪婪而对其嗤之以鼻。几乎很少有法国文人会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样以一种批判的赞同的眼光，费心研究和分析美国的深层模式和驱动力；但是，他的许多同胞成功了，他们效仿了他在面对美国模型的渴望，而后者预示着模糊不清的未来。

到19世纪中叶，在一些法国圈子当中，美国就已经成了脱离现实、令人不安的同义词。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的乌托邦想象的背景下，皮埃尔·比谢（Pierre Buchez）的批判就变得可理解了：“这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邪恶成了惯常和规则，简言之，这是人类命运的拜金主义。”但是即便悲观的、哀悼的论调随处可见，这也是人类历史唯一一个可能的路径，美国对于未来的欧洲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警告。更为明显地预言这一点的，是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他在评论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手中改头换面的巴黎城时不无失落地评论道：“这让我想到了那些未来的美国的繁华都市。”到该世纪末，这一看法已被写进了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一本手册这样宣称：“美国正在变成世界的物质中心，欧洲的知识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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