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常识里，知与行显然是两件事情，孰易孰难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可以一概而论。譬如戒烟、减肥，都属于知易行难；一台复杂的机器出了故障，也许只须拧一颗螺丝就可以解决，但到底要拧哪颗螺丝，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认准，这就属于知难行易。

再如有人长于理论，有人长于实践；理论家未必是实践家，反之亦然。

韩非从没有过治理国家的经验，却以一部《韩非子》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秦王嬴政倘若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会不会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的理由将韩非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呢？今天我们似乎也能够以同样的理由贬损霍金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甚至可以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只有经验性的知识才有属于真知的可能。

嵇康在《养生论》里“预先”反驳过——“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即我们的认知方法有感知和推知两种。试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我们可以很笃定地“推知”祖父的存在。既然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便想象得到当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的时候，他的听众自然会感到大惑不解。

当王守仁在文明书院开讲“知行合一”的时候，大弟子徐爱未能与闻，后来从旁人那里晓得了这个命题，却始终无法想通。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的时候，凭着和我们一样的常识讲出了心底的疑惑：“如今人人都明白事父当孝、事兄当悌，但很多人偏偏就是不孝不悌，这难道还不说明知与行分别是两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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