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一个庞大的社会，利诱往往会比威逼有效许多。

宗教问题无疑是所有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欧洲历史上看到太多由之而来的战争与清洗，在今天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的教义分歧在当时都会导致无情的杀戮。但是，当伊斯兰世界称雄欧洲之后，宗教政策竟然宽容得匪夷所思：基督徒完全可以保留信仰，只不过，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这一政策到底收效如何呢？新的政令给出了答案：旧制度作废，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要交税。绝大比例的人口都改宗了，已经没有足够的税收来供养政府了。劳苦大众是最早改弦易辙的群体，应了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断语。

从政治角度来看，科举考试该订立怎样的标准，实质上就是要订立一个利诱的标准。唐代以诗赋取士，造就了一个繁盛得旷古烁今的诗歌时代，此即一例。但善于反思的人难免会想，难道会写诗就会做官吗？写诗所需要的素质和做官所需要的素质难道有任何相通之处吗？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引发过极其激烈的辩论。王安石的提议是，诗赋取士导致了浮华绮靡之风，不切实用，不如改为经义文章取士；教育改革应该配合考试改革，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普及儒家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最大的反对派是苏轼，其反对意见详载于《宋史·选举志一》，大意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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