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们窒闷难耐。健全的安的列斯政治原则：打开所有的窗。给我们一些空气。一些空气。”一九四四年，塞泽尔写在《热带》上的话。

往哪个方向开窗？

首先朝向法国，塞泽尔说。因为法国是大革命，是终结奴隶制度的舍尔歇，也是兰波、洛特雷阿蒙、布勒东，是配得上最伟大的爱的一种文学、一种文化。然后，朝向非洲，朝向被截肢、被没收的过去，这些过去埋藏着马提尼克人隐匿在深处的人格本质。

后来的世代对这种塞泽尔式的法兰西一非洲导向经常有异议，他们坚持马提尼克的美洲性，坚持“克里奥尔性”（包括所有肤色的总和以及一种特别的语言），坚持马提尼克和安的列斯群岛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

因为每个追寻自我的民族都会自问，他自己的家该跨上哪一道阶梯走向世界？在国家背景与世界背景之间，我称之为中间背景的地方在哪里？对智利人来说，是拉丁美洲，对瑞典人来说，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可是对奥地利来说呢？这道阶梯在哪里？在日耳曼世界？还是在众国林立的中欧世界？它的一切存在意义都要依此问题的答案而定。一九一八年之后，接着更彻底的，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奥地利脱离了中欧的背景，退而自守，或退入自身的日耳曼性之中，不再是弗洛伊德或马勒的这个光辉耀眼的奥地利，而是另一个奥地利，只有相当有限的文化影响力。希腊也面临相同的窘境，这个国家同时处于欧洲-东方的世界（拜占庭传统、东正教教会、对俄罗斯的偏爱）和欧洲-西方的世界（希腊-拉丁传统，与文艺复兴、现代性紧密相连）。在某些激情的论战里，奥地利人或希腊人或许会为了某种文化而否认另一种文化，然而只要退一步，他们会说：有些国家的认同由于中间背景的复杂性，因而具有双重性的特质，而它们的特殊性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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