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全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之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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