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兼有都市与乡村的风貌，城市与乡村的诸多元素交相混杂，如南京、杭州和北平，莫不如此。过去的读书人，即便从乡间到城市做官，致仕后仍将回到乡下终老。隐居山林，归老田园，自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习惯性的选择。明清之际的城市造园之风尤为炽烈，乃至于明末清兵南下，江山易帜，南方官宦士人竟无视亡国在即，都忙着买地造园，说来令人悲叹。

过去中国的城市与乡间，不仅交错混杂，且人员往来，出入两便。乡下人来城里办事，或贩卖，或诉讼，或任职，完事之后仍会回到乡村，并无大规模的移民出现。城市和都市，也许有着不同于乡村的魅力和价值观，但尚未形成一种排斥乡间、视乡间为野蛮的严格等级观念。直到上海这样的新型都市出现，这种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论”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也大致反映了这种城市与乡村相互错杂、相互渗透的基本状况。明初的《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明中期的《西游记》则为记录唐代高僧去天竺取佛经的神魔小说，这里姑且不论。像《水浒传》、《儒林外史》乃至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这种城乡生活的交互性特征。《水浒传》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山野水泽之中，所谓的城市，要么是绿林好汉的出身之地，要么是他们的攻打目标。而《儒林外史》虽然以读书人的生活为叙述对象，但乡居和乡野生活的描述占了极大的比重。《红楼梦》所写的固然是钟鸣鼎食之家，但对田园、山林、田庄的描写亦时常出现。即便是居于城市的富贵之家，也有刘姥姥这样蛰处乡野的穷亲戚。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乡间的因素被自然地带入，水流无痕，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即便到了近代，清朝光绪壬辰年间（1892），专门描述上海都市的《海上花列传》，也有城市与乡野之间的互为流通与彼此观照。主人公赵朴斋即来自乡村，由于他以乡下人的视野打量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小说自然也就有了一种“乡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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