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解释《聊斋志异》为何出现于三百年前的中国北方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在这里，陈寅恪将工吟善谑、往来飘忽的河东君（柳如是），比附于蒲松龄笔下来往无踪、风流放诞的妖媚狐女，虽说是忽发异想，但也十分贴切，令人发笑。然而，这段文字中亦隐含着这样一个大判断：作为北方人的蒲松龄，尚在梦寐遐思之余，聊托灵异狐怪来想象理想中之女性，殊不知，在当时吴越之苏、杭、松、嘉一带，如松龄笔下狐魅一般风流放诞之女性（比如柳如是），已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之人。她们与名士胜流公然往来，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南北方三百年前社会风习之歧异，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陈寅恪看来，是源于常熟、盛泽等江南地区丝绸业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繁荣，源于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而导致的社会风气（特别是道德风气）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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