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是一个“大题”，但我却只能“小做”。佛教对宋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没有哪一个哲学史家会再否认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冯芝生（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二章（页800～）里讨论韩愈和李翱的思想，结论说：

由上所言，则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页1也说：

宋之大儒，多与禅门往还，其讨论性命之说，故宜有相契发者；唯于人事伦理，所持各异耳。

都说的是宋代理学在思想方面受了佛学的影响。蒋维乔、杨大膺《中国哲学史纲要》卷下页4说：

自来学者都说宋明理学和佛学的深切关系在乎根本思想，我们则认为只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类似；其实两家的思想虽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间法，二是出世间法，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谓“方法”究竟是指的什么。此外中外学者讨论佛教和理学的关系的还非常多，几乎都是从大处着眼，研究两家思想方面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篇小文里，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讨论思想方面的大问题。我只想指出一件过去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过的小事情，让大家注意。中国理学家除了讨论哲学问题以外，多半还都用一番实践的工夫，克治私欲就是这实践的工夫之一。清尹铭绶《学规举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里引朱子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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