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考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说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时的答疑。平时所有旷课睡觉、逃课泡妞的人都来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懒，但是谁也不傻。解剖室里少有的热闹，三十几个人散坐着，八、九个被割得零落的尸体在解剖车上横躺着，两具人体骨骼在教室前面硬戳着，白先生被围在中间，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粉笔，感觉被重视、被期待、被渴望，一脸幸福状。考试前的老师就象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乡亲都有观察圆房的动力，个头小的，还会回家搬个板凳；初夜之后，姑娘即使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现在略带矜持地幸福着，象极了期待着在几个小时之后被破去女儿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两具人体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着。

“你们问吧。”白先生说道。

“不是您讲吗？”厚朴插话。

“学校规定，不许考试前划重点，出提纲。你们有问题就问，没问题就回去，早点洗洗，睡吧。”

“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老远坐在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棵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千万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想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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