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谷先生与我并非朋友。首先，我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很短，参加完研讨会或演讲完毕我便会逃走，因而几乎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相聚。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敬重天谷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无防备的人，甚至到了惊人的程度。对这样的人，除了亲切对待，还能怎么办呢？在天谷先生任所长的研究所成立时，我这个最不喜欢演讲的人甚至还做了一次演讲，笑称就像给弹子房开店送花篮祝贺一样。

最最不设防之人天谷先生在担任通产省官僚时竟是对外谈判官，这点煞是有趣。天谷先生既不使用谎言，又认为不要，不，是认为不可诉诸针锋相对的争吵。我曾经悄悄问过与天谷先生同辈因而关系亲密的原官僚，就他这副腔调去应付老奸巨猾的欧美谈判官，去应付在老奸巨猾这点上也许比欧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行不行啊？那位原官僚的回答令人愉快：

“天谷总是摆出一副钻牛角尖的表情，用沉痛的语气阐述日本的立场。于是连对方都会觉得，天谷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日方大概也已经到了无可让步的窘迫境地了。”

我没有见识过天谷先生的谈判，不保证这句话的真伪，但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连打麻将都要使出宁折不弯精神的人。

天谷先生在这方面的后辈们又将以怎样的“战术”对外谈判呢？近来经常看到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应对外国人时因无知无教养而表现傲慢。作为局外人，我祈祷他们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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