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二月，永历帝逃到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的势力范围，朝廷风向立即改变。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万翱、户科给事中张孝起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朱由榔对五虎依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的行径早已不满，当即决定将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袁彭年当时因养母去世丁忧，念其反正有功免予处分，实际上是因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有所顾忌。在拷问时，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则丑态毕露，“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叩头如捣蒜。

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从邸报上得知朝局翻转后，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颇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说：“就使诸臣而果罪状昭彰，一如疏中所指，处分岂无时日，而汲汲为此朝不待夕之举动？又且不先不后，恰当勋臣邦傅到梧之时，能无我虽不杀伯仁之疑否？……然则诸臣此举，直借皇上以行其报复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跸梧、庆国（即庆国公陈邦傅）之来朝，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谋，以断其救援之路。且诸臣驱除异已，骎骎渐及于臣，以臣与五臣，夙称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为党魁，不杀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说：“若以媚东（指“东勋”，李成栋部将）误国为题，试问：向者举用杜永和、罗成耀等，未必尽出五臣也，事先则未见诸臣力争，事后则偏欲五臣受过，宁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况东粤必不可弃，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犹望东勋镇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会稽之耻。先以媚东二字为驱除锄剪之方，是用以慑东勋镇之魄乎？抑用以激东勋镇之勇乎？……至于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忠贞奉援楚恢江之命，两载于兹。自督辅臣腾蛟在时，已逗遛不进，今庆国勋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虏乎？况忠贞与东勋必不相睦，未得破虏之功。先开内地之衅，东之为东，竟不可知矣。”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历朝廷“门户歧分，元黄角立”的政治分野。鲁可藻说：“时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标榜之力，挟式耜以倾动同朝，弹压东人；乃合东人以威胁主上，奔走群小。式耜于时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礼焉。堡入朝，式耜不论关防衙门关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题升之官再不复贿，时魁等则又睁眉怒目而争。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书到桂曰：留守亦是勋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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