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杭州的时候，认识的大都是一些牧师和教师。作为教会的雇员，他们忠实、可信，但脱离了社会的真实状况，过于关注传教士的利益，这经常使他们的观点太过狭隘。这也使他们很趋同于自己的雇主，不同的只是，相对来说，对于教会内外的中国人，他们会有更深的了解。虽然经常可以见到我与这些教会成员相谈甚欢，分享各自的见解，但真正兴趣相投的并不多。我经常会在中午的时候去附近的农夫家里吃饭，半天的辛苦劳作可以让他们吃下五大碗米饭，我最多就只能吃一碗半。这些经历都使我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偶尔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到了南京之后，我周围的朋友换成了神学院的同事。他们都受过比较高等的传统教育，相互之间更加平等。我的私人老师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几年愉快的相处让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渐渐地，我不仅开始跟神学院和金陵大学的学生们熟悉了起来，还认识了很多的中国教师以及一些市民。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也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在之江大学读完英语后去了邮局。之后，他决定从事宗教方面的工作，来到神学院做了老师。

我刚来南京没多久，就认识了郭秉文博士。他的母亲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管理女生宿舍。很早的时候，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请为东南大学的校长。东南大学是由政府创办的一所现代高等学府，集中了五十多位在自己的学科内取得优异成绩的留学生，这里推行美国的教学方式，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院校之一。第一次见到郭秉文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人。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王正廷，并去听了他的演讲（后来，他担任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交部部长和驻美大使的职位）。他的父亲在宁波的圣公会做过牧师，那时他经常遭到歧视，比如去别的传教士家的时候，只能走专门供“下人”和“生意人”进出的侧门，这使他对基督教的等级观念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不过后来他还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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